偉大、莊重，令人肅然起敬；美妙、動人，引人入勝；吉祥之山，賜人瑞福；美的天使，人人敬仰愛慕；能告訴人們怎樣處世做人的哲學家，是億萬民衆的良師益友。然而，泰山的靈氣，主要并不表現在這諸多方面，而是表現在它以豐盛甘甜的乳汁哺育了無數文化名人，單春秋戰國時期，循着泰山餘脈向南尋去，就有尼山的孔丘、峄山的孟轲、蒙山的墨翟，還有孔子那諸多賢弟子，如顔回、曾參等；沿淄水向北，則有齊桓公、管仲、晏嬰，及孫武、孫膑祖孫二人。倘若将巍巍泰山比作一位年高有德的老祖母，她有兩隻豐腴的乳房，左邊的一隻隆起，是山脈，用它喂養的兒女崇文；右邊的一隻凹陷，是河流，用它哺育的兒女尚武。這就不難看出，泰山的主要奉獻，是孕育了光輝燦爛的齊魯文化，因此說它是東方文化的代表。

　　山系水之源，大山的乳汁汩汩奔突，涓涓彙聚，奔流而下，滾滾滔滔，這便是河流水系。泰山之陰，沂山背後，千谷萬壑，彙集北流而成淄水。淄水滔滔，經齊都臨淄北去，從樂安入小清河，斜身東北，注入渤海。這是齊國的一條大動脈，它和從這裡入海的黃河，以及時水、女水等大大小小的河流，滋潤了齊國這塊古老而肥沃的土地，哺育了齊國一代接一代的英雄兒女，孕育了璀璨奪目的齊文化，使它既豐厚而又獨具特色。

　　尚武精神，是齊文化的主要特征。西周初年，成王封其外祖父呂尚（姜太公）為齊侯，賜給他“東至于海（渤海），西至于河（黃河），南至于移陵（今沂水東移陵關），北至于無棣（今惠民北）”之地。并授予一些特權，可以讨伐有罪的諸侯（《左傳》僖公四年），其封地膏腴千裡，富漁鹽之利。呂尚一到國，便采取“簡其群臣禮，從其俗”的方針，因地制宜地進行管理，使國家發展迅速，到了春秋時期，已經吞并了周圍的三十多個國家。齊國本來就是東方大國，經桓公的經營、發展與擴張，“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時期第一個稱霸諸侯的霸主。管仲治齊，不僅有發展經濟的一系列措施，還進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首先，實行寓兵于農，将全國分為二十一個鄉，其中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士鄉即農鄉。平時士“食田”，戰時農夫當兵，士當甲士和小軍官。士鄉中五人為伍，伍有軌長；五十人為小戎，小戎設有司；二百人為卒，卒有連長；二千人為旅，旅有鄉良人；五旅一萬人為一軍，大國有三軍，等等。這既是行政組織，又是軍事編制。桓公與管仲認識到：國富理應兵強，兵強全賴國富。其次，實行士、農、工、商四民分業定居，其中特别是讓士不從事勞動，提供清淨的環境，讓他們講學道藝，成為專業武士。第三，以甲兵贖罪。因為當時齊國甲兵（武器裝備）不足，管仲便制定了以制造武器裝備來減免罪行的制度，從而使齊國“甲兵大足”。通過這一系列的改革，齊國不僅成為當時軍事上的頭等強國，而且形成了全國上上下下的尚武精神。這尚武精神世代相傳，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優良的傳統。

　　陰陽五行說，是齊文化的第二個特點。陰陽說和五行說，是兩種以理論思維來掌握世界的哲學學說，它是在齊國産生和發育成長起來的哲學流派。齊人以陰陽五行的觀點來觀察星象，制定曆法，又用來解釋春、夏、秋、冬四時的變化，節氣的更疊，日夜的往複等，應用的範圍十分廣泛。

　　獨具特點的倫理學說，是齊文化的第三個特點。它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既講“仁”與“禮”，但又不将其放在首要地位；二是十分重視功利。

　　孔子稱贊管仲仁德：“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渎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孔子最講倫理，他既然這樣贊揚管仲，可見管仲為人的品格和為政的德行都與仁道符合。一次，管仲答桓公之問說：“信也者，民信之；仁（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堅中外仁，嚴也；質信以讓，禮也。”（《管子？小問》）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的解釋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可見齊文化倫理中的“仁”，與儒家大體相同，但在倫理學說中所處的地位，卻并不相同，它不是像儒家那樣，把“仁”放到首要地位。管仲認為，倫理道德，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物質生活基礎之上，他說：“倉廪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因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富國強兵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