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重

　　前些日子，我、付辛博、井柏然、喬任梁（Kimi）四人當年的合影被大家翻了出來，許多人感慨時光荏苒，物是人非。以前也有長輩離世，他們遵循自然的規則，走到了人生必經的關口；但Kimi和我的年齡那麼近，我沒有想到同輩中會有人那麼早離開，而且那麼突然。他的去世對我的觸動很大，那到底是詫異還是難過，我都無法去細想。

　　他去世的消息傳來時我在美國洛杉矶，剛開始我隻覺得不可置信，一搜微博，才大吃一驚。消息确鑿無疑，一切都已經真實發生了，那一刻我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又可以說些什麼。團隊的工作人員和我說：“你應該發一條微博表示悼念。”大家一起商量措詞，但這樣簡單的形式又怎能表達我心裡所有的感覺？我知道随之而來的就是追悼會，但腦海中第一個念頭就是不想去――不是不想去送他最後一程，我隻是覺得自己無法面對那個場面，無法親眼見證這件事的真實感。

　　但我還是去了。站在儀式現場，聽到哀樂聲和哭聲交織起伏，我整個人都是蒙的，不知道怎麼去接受這一切。有人過來問我要不要去和Kimi的父母打個招呼，我婉言推辭了。

　　痛失愛子，白發人送黑發人，他們的心裡已經裂了條深不見底的口子，我們這些和Kimi年齡相仿的人站在他們面前，就好像是在往傷口上撒鹽。我又該說什麼呢？“節哀順變”？還是“别難過”？……這些話，我怎麼說出口？告别儀式結束後，我就默默離開了。

　　有時候隻能感歎一句，很多事情大概隻能說是命數，是老天一早安排好的，無法用我們渺小的力量去改變。

　　起點

　　已經很久沒有提起“好男兒”比賽的時光了。現在回頭看看，那些幼稚的、沖動的、真誠的、不自知的過往，都是讓人感慨的回憶。

　　在地方賽區的時候，我的嗓子嚴重發炎，打了封閉針後還是開不了嗓。正式比賽前，所有選手會一起去KTV練習，然後告訴負責人自己的備選參賽歌曲。那天負責人告訴我，他覺得我選的那首不夠出彩，也不夠穩妥，希望我在比賽時換一首歌。到了比賽當天，考慮到嗓子的實際情況，我還是選擇唱了那首自認為比較安全的歌，這讓主辦方有些不快――這個選手怎麼那麼不聽話呢？我自己也覺得晉級無望，果然，那一場就被淘汰了。

　　當時比賽采用的是觀衆投票的方式來決定選手的去留。好幾個人走到我面前說“對不起”，然後把票投給了其他選手。我一邊向他們道謝，一邊說不必抱歉。就算這個比賽真的隻能止步于此，得到了那麼多人的關注，我也沒有任何的沮喪和失望。更何況之後還有複活賽，我還有機會回到舞台上，還有可能走到最後。我心裡有一種奇妙的笃定感，可能自小打下的自信基礎太過牢固，讓我不會輕易懷疑自己。

　　我始終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應該是順理成章的，有句老話不是說嘛，“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

　　我進入了全國總決賽。出發去上海前全家人都很興奮，爸爸還不忘給我提個醒：“去外面看看也好，不要以為在一個地方取得一點兒成績就有什麼了不起。”那是我第一次坐飛機，激動的心情超越了一切，一心隻想立刻上路。

　　這也是我第一次一個人出遠門，父母當然不放心，但我還是說服了他們讓我一個人上路。我想要獨自去面對這個全新而未知的世界。在都江堰賽區的比賽現場，我在加油呐喊的人群中看到了伯伯、姑姑等一衆親友，感動之餘竟然還有些尴尬。走出去，我就不再是那個被全家捧在手心裡的小孩子了，這個機會能讓我變成另外一個人，也能讓我看到自己都不知道的另一面。

　　坐在飛機上的時候，我有點兒忐忑。在成都大家都認識我，這也沒什麼稀奇，在另一個從來沒去過的城市，我還能得到陌生人的認可嗎？降落在上海機場後，居然有三四個粉絲在等我，我很好奇他們居然知道四川有個李易峰，心裡暗暗高興，這是個好的開始。去酒店的路上我從車窗望出去，呀，好大一朵白雲，之前都沒見過那麼大朵的！――再稀松平常的景色，那一刻在我眼裡都多了份特别，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已經身在上海，空氣裡仿佛有一股輕快的力量，一切都寓意着希望，一切都指向明媚的未來。

　　如今各種綜藝真人秀大行其道，其實回想起來，當時《加油！好男兒》的決賽已經采用了“真人秀”的拍攝形式。全國十強賽時，所有選手都被安排住進了東方明珠最大的圓球裡，主辦方在那裡搭建了一個裝滿攝像頭的房間，所有人的一舉一動都有記錄，手機也都按要求上交了。我起初不知道洗手間的攝像頭是關閉的，還擔心過洗澡時如何面對攝像頭的問題，但轉念一想，所有人都一視同仁，管它呢！于是該吃吃，該睡睡，起床時頭發比雞窩還亂，“偶像包袱”早已經扔到九霄雲外去了。

　　有一回節目組的工作人員問我們想吃什麼，他們可以叫外賣，我毫不猶豫點了小龍蝦和味千拉面，根本不知道那也是節目錄制的一部分，還因此被貼上了“李易峰愛吃小龍蝦”的标簽。在上海我才第一次吃到這兩種食物，第一口下去，心裡冒出一萬個感歎号：怎麼能那麼好吃！更重要的是，它們撫慰了我的“四川胃”――上海菜偏甜，主辦方安排的菜裡時不時會冒出獅子頭或者糖醋小排，我實在沒法兒吃個痛快。味千拉面有湯還管飽，完美地滿足了我的一切要求。

　　不變的表達

　　我的生物鐘很奇怪：隻要前一天晚上沒喝酒或過度疲勞，我都會在鬧鐘響鈴前的五分鐘自動醒來。

　　上學的時候，我有一套嚴格的時間表，起床後的每一個環節都安排得很精确，一切都嚴格按照時間表進行。我從來不用父母叫我起床，相反，還要和他們約法三章：“你們睡你們的覺，千萬、千萬不要起來和我說話！不然我一回答，時間表就亂了。”任何計劃外的事情插入都有可能導緻我遲到。遲到是我最讨厭的狀況之一，所有人都坐好了，眼睜睜地看着你慌慌張張進來――不行，這太沒面子了。

　　這個生物鐘在總決賽期間無法發揮作用，要過集體生活，時間安排自然無法自己做主。比賽之外，主辦方還為我們安排了雜志拍攝的工作，所有選手都要參加，人多，難免要等上些時間。當時我對“宣傳”這回事毫無概念，心裡還有些不痛快：我明明是來參加比賽的，為什麼還要拍照做采訪呢？

　　那時我不明白“應對媒體”的必要性，更不理解那些“采訪指導”――我覺得那些套路太扯淡了，是費力包裝出來的東西，是假的。

　　“你一個人在北漂，想家嗎？辛苦嗎？”

　　“對，我特别想買張機票回去看他們。對，特别辛苦。”

　　這樣的回答也太脫離實際了。如果我真的想念家人，又抽不出時間回家，他們也可以來看我；何況電話、網絡都那麼方便，“分隔兩地苦苦思念”這種苦情戲碼根本沒法兒上演。這個問題太假了，這樣的回答也太假了。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總被記者抱怨說“采訪沒有點”。可是漸漸地，又有人說我特别能整段子，“腦回路清奇”。其實一直以來我回答問題的風格沒有變過，隻是以前大家可能更習慣“走心”的正經回答，不習慣我抛“小包袱”“小段子”的方式，所以總覺得我答非所問。現在大風潮不同了，大家都更放松，記者覺得“被怼”也别有趣味，接不上話也可以起到一種特别的效果。這是我的運氣，環境在改變，所有人的接受尺度在改變，我的不變恰好順應了潮流。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大家還沒有注意到我是誰的時候，沒人會覺得我的話重要。這很現實：站在别人目光焦點裡的人，說什麼都是對的；無名小卒就算有高論，也很少有機會被聽見。很多人說娛樂圈勢利，其實哪裡又可以杜絕勢利呢？爸爸以前做生意，小時候我就聽他說過不少相關的故事。我自己也遇到過勢利的人，但說不上被他們“傷到”。這是客觀存在于這個世界的事實，我也無力改變，但至少可以包容它們的存在，也堅持自己的方式。

　　我不喜歡按套路出牌，有趣一些不好嗎？我常常看到體育比賽結束後的即興訪問，記者往往會問剛摘得獎牌或者打破世界紀錄的運動員“開不開心”。這種例行問題的答案不用猜都知道，但如果這個運動員若有所思地咬一下獎牌，回答說，“挺硬的”，我會覺得，哎，有意思。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我一直都挺喜歡接受采訪的，這是件好玩的事情，還可以在談話中重新了解自己。很多問題我平時不一定會細想，采訪中有人提到了，我才發現，哦，原來我會這樣回答，原來我會這樣想，原來我是這樣的人。當然，采訪中有些禁忌我不會碰，比如政治這類原則性的問題，我也不會胡亂開别人的玩笑。有一回和成龍大哥聊天時，他有點感歎地說，以前做采訪，藝人和記者就那麼簡簡單單地坐着，沒有手機，也沒有攝像機，可以随便聊，氣氛很輕松。如今即時傳播的渠道越來越發達，藝人的形象更生動，不再神秘或遙不可及，但一切都有視頻錄音“作證”，傳播時如果被斷章取義或者被刻意編輯，就會帶來想不到的麻煩。

　　微博是一個我能自主和大家交流的窗口。我更新的速度不快，往往是因為還沒有想到特别好玩的内容。我喜歡和大家開一些彼此間有默契的玩笑，一不小心還能玩出個系列。比如我的“浴袍歌手”形象，就是在每年出席跨年晚會前的準備過程中誕生的，現在已經更新到了3.0的版本。我常常會冒出些搞怪的念頭，比如之前在橫店拍片，早上從陽台上望出去時，突然發現，去掉小賣部招牌上的那幾個中文字，外面完全是一派歐洲的景色。我立刻戴上圍巾和帽子，找人給我拍“歐洲留影”，當然，我還拍了露出下半身拖鞋和睡褲的“花絮現場照”，留着第二天揭秘。

　　不管我用怎樣的方式去面對公衆，總有人喜歡我，也總有人不喜歡我。沒有什麼萬全之策，但盡可能地保持真實，一定比費心打造某種“人設”更簡單也更舒服。至今我還沒有上過真人秀類的節目，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想在這個階段集中精力拍戲。我自問沒有那種能力讓幾件事同步進行，萬一把拍戲過程中的角色情緒帶去真人秀的現場，那就更容易引起誤會了。所有人都在做的事情，不如先保持距離，等一等。精力有限，就先投入最重要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