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田武考察田書伐莒

　　田武來鳴條（今山西安邑境内）考察。

　　伊尹是我國三千多年前商湯的大臣，官名“阿衡”，相當于後世之宰相兼軍師。為了探測夏桀韻軍事實力，伊尹向商湯獻策說：“桀之實力多強，号召力多大，我們尚不得而知。可抗貢（不給桀送貢品）而激怒之，令其伐我，以探虛實。”商湯接受了伊尹的意見，不給桀進貢，桀怒，調九夷之兵伐湯。伊尹說：“桀尚有号召力，不宜與之交戰。”于是湯趕快向桀陪禮道歉，補送更加優厚的貢品，以息桀怒。第二年湯又抗貢，桀更怒，欲調九夷之兵。九夷反對連年征戰，師勞财盡，不聽調動了，最後桀隻征集了三夷之兵伐湯。伊尹獻策說：桀無号召力矣，三夷之兵士氣不振，戰鬥力不強，請速用兵讨之！”于是商湯聯合諸侯部隊，埋伏于鳴條，誘敵出戰，徹底消滅之，建立了商王朝。這便是公元前1763年的鳴條之戰。

　　鳴條之戰告訴田武：将帥應審時度勢，待機殲敵。

　　楚、宋的重要邊界黃河，其支流泓水曾是楚、宋二國交戰的古戰場。

　　當時，兩軍隔水對峙，楚軍有二十萬大軍，而宋軍卻隻有五萬。且不論軍隊多寡，在敵陣前渡水而過，最為愚蠢，然而楚王輕敵，率然下令渡河。

　　宋國謀士子魚，見楚渡河，心喜，急告宋君。楚軍不智，率然渡河，請大王下令攻擊，必能趁機将其徹底消滅之。”

　　宋襄公慈悲為懷，搖頭道：“雖對敵，又怎能于渡河時下令攻擊呢？”

　　楚軍渡河後，陣容一時大亂，子魚又向宋君進言道：“良機不可再失，請大王速下令攻擊。”

　　宋襄公執迷不悟，依然不肯下令攻擊，回答道；“雖為敵人，然軍隊布陣尚未整齊，君子豈可乘人之危也！”

　　子魚忍無可忍，憤憤說道：“戰争乃一決生死，戰場上怎能心存慈悲？”說完，甩袖離去。

　　泓水之戰的結果，自然是楚軍不費吹灰之力地殺盡了宋軍——這便是所謂的“宋襄之仁”。

　　就泓水的地理條件而言，倘在楚軍渡河時，宋襄公能當機立斷地下令攻擊，楚軍必早入魚腹無一幸存。然宋君為仁心所誤，坐失制勝先機，結果慘遭敗北。

　　田武徘徊于泓水河畔，腦海裡分析着仁與戰争。人之異于禽獸，在于人有一顆仁愛之心，因而仁有其存在的必要，但仁不能處處适用。仁是人類的慈悲之心，而戰争的過程卻要犧牲人命，仁與戰争雖手段不同，其目的卻是一緻的，即用戰争來制止不仁的現象，消滅不仁者，仁才能通行于天下。企圖以說教來行仁政者，那隻是一種美好的願望，不切實際的幻想。

　　探查完泓水古戰場，田武回到旅店，記下自己所悟得的兵法理論：不能妥善利用交戰地點的有利條件，必慘遭失敗。

　　楚莊王初繼位，荒于酒色，不理朝政，國勢日衰。後經老臣伍參、蘇從力谏，方一改荒唐，專心治國，召甯海賢人孫叔敖，封為令尹。為鞏固王權，振興國威，孫叔敖谏君伐鄭。鄭夾于晉、楚之間，與晉結為同盟，楚伐鄭，晉必援救，但不會派全國之精兵，楚必輕易擊敗晉援軍，威名遠播。莊王納谏，任命孫叔敖為元帥，伍參、蘇從、範山、關越為四大将軍，統帥二十萬大軍伐鄭。

　　鄭乃小國，不到三天即被楚軍層層包圍。晉成公得知鄭國情勢危急，任命荀林父為元帥，親統十五萬大軍援鄭擊楚。不幸的是，出發的第二天，晉成公死于陣中。為了不增楚之氣焰，晉遣将送成公靈柩回都同時，大軍繼續進發。十幾天後，來到黃河邊，此時鄭國等待不及，已向楚軍投降。楚軍受降後，現正撤兵回國。荀林父重新編制大軍，命先谷為先鋒，魏锜（qí）、趙旃（zhān）、趙嬰、趙括為大将，渡過黃河。先谷性格粗暴，一過黃河，便立即緊追在楚軍之後。此時楚已行軍至（bì），衆将心慌，莊王十分不安，元帥孫叔敖卻信心十足，他分析了敵軍的弱點和楚軍的優勢：

　　第一，高昂的士氣乃決勝之第一要素，而晉軍出征之始，即失其主君，士氣必低落。

　　第二，敵軍主帥荀林父缺乏統帥力，且不谙兵法。

　　第三，晉軍先鋒先谷功利心強，性情粗暴，為人傲慢，與其他将領不合。

　　第四，行軍中途，改變大軍編制，傳令系統必定尚未确立。

　　第五，我軍剛擊敗鄭軍，士氣高昂，敵軍則士氣低落，故我軍在各方面均占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