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了許久之後，蕭軒還是打算以制度性的方法來解決過去從官僚衙門都延伸開來的很多其他地方的一種任人唯親的“千年積弊”，以細則化的明文來确定那些人事任命情況是要“避嫌”的。
經過召集了不少人的廣泛商議和讨論之後，最終還是明确了一些看起來影響會比較廣乃至也比較重要的原則。第一，從軍隊到企業，不同級别的管理崗位，要以五年為單位定期舉行紙面考核。考核不過關，就不具備某一級别的資格。”其實就如同後世的高考一樣，它雖然也有一些弊端。不過相比之下，在東方世俗社會這樣一個實際環境下如果沒有“文憑至上”很顯然弊端會更多。而且即便是高考，很多弊端也是“一考定終身”的方式帶來的。哪怕大學畢業的時候再來一次類似于高效擴招初期級别的淘汰率并以大學畢業考試來确定文憑，那種相關的弊端都會削弱很多。
其次還明确了需要避嫌的很多種情況：隻要是有充分人事權的職業和級别，則包括兄弟姐妹子女父母等直親範圍内的向上調動都屬違規，一級間親乃至直親的同連戰友、同鄉等相關人員的獎勵性向上調動都需要在中央或總督區一級單位上的報備。同時，還在最大限度上的給予了相當部分内企業上層很大程度上的管理權限和自主權。企業的領導人有沒有真正意義上實權，也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國企改革是否徹底”的一個重要标志。很顯然，對于君主或中央來說，直接介入企業内部的很多糾紛是做不到的。但是這至少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簡化管理層級乃至監管所需要針對的對象。
整個崇祯十七年的社會在法律體系、司法體系在新的模式之下進一步發展和鞏固之後，也帶來了規模不小的社會紅利。雖然工商業乃至整個經濟體系上的進步不那麼大了，可是來自海内的财政收入卻依舊有了規模不小的提高。
“中紡“的管理層得到很大程度上的革新，開始變得銳意進取之後，通過印染乃至下遊領域的補充性發展乃至對勞動生産效率的改進，僅僅一年的利稅就達到了兩千萬兩上下的規模。北方礦區的煤炭經營也得到了很的程度上的改善和提高，雖然煤價下跌導緻還沒有“中紡”那樣的成就，可是每年的利稅卻還是達到了一千五百萬兩的規模。
僅僅是官營工商業和以前積弊重重的官田，在進行徹底的管理革新之後，每年的收入就達到了五千七百萬兩上下的規模。再加上商農等領域的稅收，僅僅是海内的财政收入就退坡了一億兩千萬兩，這還是在糧價的上漲因為整個經濟體量的擴充不像十年之前那樣快之後帶來的改善。
當然，這些在蕭軒看起來也僅僅是剛起步而已。在渡過了崇祯十七年春天的命劫之後，蕭軒其實就有一個新的想法，那就是在子女們真的成長起來并且帶來政治上的不少顧慮之前，再進行一次遠行出巡。目标當然并不僅僅是海内，蕭軒還要了解一下在泰西一帶的開拓和殖民進行的怎麼樣了。
在過去七八年左右的時間裡，雖然運輸手段十分有限，通過海路和西北陸路通道累計轉移到自河中到泰西一帶的人口總量也達到了七百萬人左右的規模，而且這七百萬人還不是單純意義上随機分布的人口，而是青壯年生育年齡階段或是少年階段為核心的人口，很容易在很短時間内擴充到千萬人以上的規模。
雖然經過多年的戡亂乃至治理，整個海内不少千百年以來的積弊得到了有效的治理，不過因為泰西一帶廣大殖民地缺乏明确的目标的緣故。即便能夠通過管理層調動的方式解決一些上層分裂傾向的弊端，再此時已經頗有些經驗的蕭軒猜測來看，各種中層和基層的弊情應該并不算少。
其實很簡單的一個問題：文藝複興已經有二三百年之久的歐洲，已經不是中世紀以前那個荒蠻和森林遍布各地，形同戰國以前中國一般的狀況。而是從農業到制造業等各個領域都開始廣泛的開化了。如果說貧瘠的東瀛在加上南洋天竺一帶每年都能提供數千萬兩的殖民财富。從河中到泰西幾乎人口和耕地乃至工商業潛力不比新政之前的廣大地區遜色多少的整個泰西又怎麼會隻有三千萬兩财富每年的提供能力？其中至少會有三四倍的差額。
蕭軒在很早的時候其實就意識到，中國這樣體量的國家不同于一些歐洲小國，要讓整個社會在近代化轉型中承受很多“新階級成本”僅僅是周邊落後國家是不夠的。必然要吃掉整個世界的“文明地帶”才能獲取足夠的營養。同時，蕭軒也并不能确定在新親衛營的一系列變革之後會給戰鬥力帶來什麼樣的影響。隻能選擇在種種負面影響還沒有暴露出來的時候，最後一次發揮新親衛營的戰鬥力，為這一次遠征出巡“保駕護航”
就這樣，在崇祯十八年春季剛剛過去不久的時候。整個應天新親衛營的隊伍就又要出發了。為了避免這個時代的遠洋出行依舊很難避免的一些不可控風險。隊伍最終還是選擇了陸路。
跟随蕭軒一起出行的隊伍大概有七千人左右的規模，包括英雄外城新成年兵源及工匠營為核心兼有一些其他的辎重兵乃至戰鬥工兵兩千人左右、擴充後的新親衛營兩千人左右，獨立炮兵營一千人左右。還有以前曾經的志願部隊主力騎兵為主，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武器裝備的兩千騎兵。
如果是在以前的時候，蕭軒當然不敢隻帶這些兵力就執行這樣的任務，不過這些年以來精銳工匠們積累下來的家底，已經讓蕭軒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擔心這個規模的隊伍會出太大的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