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一天還有些不太相信戰局會變化的這麼快的孫承宗，當得知城西的潰敗的時候再權衡再三之後終究下達了撤軍的命令。曹文昭、尤世威等人雖然還覺得有些遺憾，不過袁可立、毛文龍等多少有些腦子的遼東軍文官統領卻覺得事情恐怕沒有那麼簡單，敵軍那夥強悍的軍隊接連兩次所展現出來的表現，已經讓大軍在京城取勝的機會再次失去了。
“我軍難道就這樣撤退了？其實我軍還可以在城外建立大營，城外我軍本來就有這些月以來修建起來的比較堅固的大營，這樣，京城的敵軍或許也不敢輕舉妄動，輕易襲擊我軍，畢竟在這個時候對方雖然擁有少量精銳，可是要是主動進攻也未必能讨的了多大好。。。”毛文龍的提議是在城外的後方大營所的方向上留守十萬大軍防備的堅固據點以牽制守軍兵力，掩護精銳主力後撤，可這歸根結底還是在戰略上打算放棄了。
曹文诏覺得自己還有足夠的機會建立更大的功業，并且整個京城内的守敵雖然名義上擁有的兵力超過十萬，可也不過是極少數精銳加上大量勉強堪戰的炮灰了。利用在通州及外圍一帶的守城，通過自己在練兵方面的才能耗死對手或者至少赢得突圍脫困的能力還是很容易的事。
在下達了繼續從遼東乃至山西方向增援過來一些騎兵之後，孫承宗終于下定了決心再展開一次猛烈的進攻之後全軍撤退的決心。
就這樣，在舊曆十月初五，曹文诏率領的戰略集團首先趁着河流還沒有完全斷流的情況乘船撤向通州，随後孫承宗和袁可立分别率領兩路數萬人左右、包括大部分精銳骨幹的兵力分别向南面乃至東面撤退。
發覺到城外的敵軍有展開撤退的迹象之後，孫應元提議全軍以志願營為先導展開反攻，蕭軒卻拒絕了這種提議，直言不諱的說道：“志願營之前接連不斷經曆兩次大戰，純損失都已經過半，不經過幾個月的修整和恢複，很難再如以前那樣投入作戰的。敵軍要退就讓其退去吧。在戰鬥力的發展方面，敵軍與我軍應該是無法相提并論的。。。”
蕭軒的說法當然有其客觀上的足夠理由和依據，在正常的情況下一支像樣的隊伍如果在一次大戰中純損失過半，沒有少則幾年，多則十年的時間是決然恢複不了元氣的，越是精銳的隊伍往往越是如此。因為在這個年代真正擁有驚人戰鬥力的頂級精銳無一不是自少年時就開始培養，不知花費多少心皿才形成的精銳。所謂幾個月就能恢複戰鬥力的說法，都顯得有些相當驚人了。
然而蕭軒卻從孫應元等人的臉上看出了一絲不安，這種身邊人的不安自己早在以前就感覺到了。不過蕭軒也并不奇怪：恐赤症在近現代都不奇怪，更别說這個時代自己身邊的這些将相佳人，畢竟不是誰都有二戰及以前的美國統治階級那樣的“政治自信”：你公有制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走不通，建國初期我都可以援助你，不讓你夭折，看你宴請賓客，看你樓塌了。
為此，蕭軒也覺得應該通過志願營中一些人之口，讓很多人了解到什麼是“大同世界”是不是指在現有的生産力與技術條件下“共慘”“均貧”或者頂多人人都隻能過上現有生産力條件下富裕地帶勉強糊口的“小康”而已。也不介意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還算樸實的大同社社員實言相告。處于某些考慮，現在的蕭軒在要不要“嚴守黨的秘密”這個規則方面還沒有想清楚。畢竟時代不同，以軍隊正面戰鬥力碾壓為主要手段的情況下，一些規矩會不會帶來什麼負面結果，蕭軒是很難預料的，如果那樣，還不如一開始的時候就把話說清。在蕭軒看來，明末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的農民軍在更嚴酷的環境下要比聞香教發展的成功，“以誠相待”“不搞欺騙”是其他民間宗教最難以相提并論的地方了。
十月初七，距離東直門并不算太遠的志願營臨時營地上，進行了一整夜緊張夜戰演練的官兵們在上午的時候除了值班的人以外回營休息了。提前輪流訓練完畢的二十一名大同社社員及八十多名預備社員則聚集到了蕭軒的身邊，召開例行會議和政治學習。政治教育和學習對于尋常軍隊來說或許可以說是多餘的，因為讓大多數和平年代的平庸軍隊成為一支意識形态軍隊根本就是很難做到的事情。可對于可以用戰場來淘汰出那些平庸的俗人的時代來說，卻或許有那麼一絲可能。
蕭軒以前的看法覺得社員擴張速度不宜太快，不然會消化不良，後來感覺這個想當然的擴張規律其實并不是适合于在有充分的兵源條件和戰場檢驗條件的結果。在整個志願營及教導營之前的作戰中，雖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跟一連相提并論，不過卻也有一些敢于犧牲、勇敢戰鬥的人。在戰鬥中輕傷并且有所戰績證明的人都成為了大同社社員，再加上之前的教育讓很多人明白社員不是官員或官員預備役，可能在以後不僅沒有多少特殊待遇的同時還會有更大的付出，其中的成分做為預備社員來說并不可能太差。
“。。。大同要義的基本原理，也就是所謂的大同要義ABC。。。我在之前大緻的講完了。關于為什麼大同社會和天下為公必然會實現，不知道，還有沒有同志有什麼理論上的的疑問沒有。”因為之前的功課做的還算足，再加上本來就是自己加工出來的理論，因此即便在一個時辰以上的講課之後，蕭軒依舊顯得底氣十足。
“君上，大同社會天下為公，如果不能馬上實現，要經曆資本社會階段，究竟什麼時候能夠實現？”
“是啊，大同社會什麼時候能實現，又是什麼樣兒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