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翻着花樣兒鞏固政權
收其精兵再分權
宋太祖“收其精兵”的第一步是把軍區大院一塊兒長大的哥們兒都辦了;第二步呢,就是把禁軍統領權一分為三,對皇帝直接負責;第三步是設立樞密院;第四步,實行更戍法;第五步,地方精壯編入禁軍,強幹弱枝。
樞密院的設立是為了和禁軍統領互相牽制,調兵的不指揮軍隊,指揮軍隊的不調兵。禁軍是什麼?大家都認為這個禁軍就是禁衛軍,其實不是。北宋軍隊由四個兵種構成:禁軍、廂軍、鄉兵、藩兵。禁軍就是正規軍,相當于中國人民解放軍。禁軍在中央和邊境;地方上的兵被稱做廂軍,相當于各地的武警部隊;鄉兵,相當于民兵預備役。藩兵一般就是在邊境上招募的少數民族士兵。
正規軍的禁軍統帥叫殿前都點檢,相當于總司令。趙匡胤之所以能夠篡權,就是因為他之前做的是這個殿前都點檢,正規軍總司令造反,那不是易如反掌?而且那時候他妹夫高懷德①是副點檢,他們倆就能輕易把這江山給篡了。
趙匡胤深知禁軍統領的厲害,所以他做了皇帝後首先就把這個職務給廢了,變成了三衙:殿前司、侍衛親軍馬軍司、侍衛親軍步軍司。這就是把禁軍統領權一分為三的過程,總司令由一個變成了仨。他們仨都對皇帝負責,但是你能統率軍隊,調兵卻不歸你,歸樞密院。
樞密院有點兒像我們今天的總參謀部,調動軍隊都由它負責,是宋朝最高的軍事機構,長官為樞密使、樞密副使,執掌“兵籍、武官選授及軍師卒戍之政令”。與政事堂分掌文武大權,号稱東、西二府,直接對皇帝負責。三衙隻在平時負責對禁軍管理、訓練,卻無權調遣,沒有發兵的權力。禁軍的調動權歸樞密院,這樣可以讓二者互相牽制,利于皇帝對兵權的控制,樞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揮。
比如說,你統領一支部隊,但你能調動這支部隊嗎?我調一幫人幫我回家蓋房子去,那不可能,你調一個人都得上報。你能指揮這支部隊但調動不了這支部隊,樞密院可以調動但不直接指揮。統兵的不調兵,調兵的不統兵,這樣軍權才能分散,要不然就容易造反。這樣,禁軍将領就好像是雇用司機,派不派車不歸你管,車不是你的,但你能開。
而且,樞密院的長官一定是文官。北宋多半是文官治軍,這個有點兒跟今天的西方國家相像。今天西方國家的國防部長一律穿西裝,稱呼起來也是什麼什麼先生,不是什麼什麼将軍,而且西方審判戰犯的時候,戰犯一般也都是穿西裝,很少有穿軍裝的。用文官治軍,就是怕武将來幹預政治。中國北宋的時候就已經這麼做了。
名将凋零心郁悶
實行更戍法,就是将禁軍一分為二,一半留守京城,一半遠去邊境或者地方,二者每一年或兩年必須換防一次。這樣一是為了習慣勞苦不懶惰,二是為了防範兵變發生,推行“将兵分離”政策。因為,第一,根據宋朝的官制,有實權統軍的将領一半都是皇帝臨時指派的,并沒有固定的人選;第二是因為統帥并不随地易防,皇帝讓他在哪兒守着,他就必須在哪兒守着,士兵可以換地方,統帥卻不可以。于是這樣就造成了“兵不識将,将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将不得專其兵”的局面。
如果禁軍要外出作戰,則由皇帝派遣将帥,并由皇帝親自制定作戰方略,将領還不能擅自更改,也就是說,這仗怎麼打,戰略、戰術之類的都是皇帝預先制定好的,将帥隻是一個命令的執行者,不能随意變動,也不許随機應變。為了監督将領按照皇帝的意思行事,宋廷還派監軍随同前往,監軍就相當于皇帝的眼睛,監督将領按皇帝的計劃進行,并且還授予了他生殺大權。如果這個将領擅自做主,不聽話的話,就可以直接就地正法。難道說,趙匡胤就能保證他以後的每個皇帝都是“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裡之外”的軍事家?帶兵的将軍不能擅自修改作戰方略,但他的敵人就是手中的棋子,可以任他随意擺放嗎?可見,禁軍的選練、駐守、出征、行軍、作戰等一切權力都集中于皇帝,而趙匡胤對軍隊的控制欲達到了一個空前絕後的程度。
趙匡胤即位之後,還從各方面加強禁軍的實力。他派使臣去各地征兵,挑選精壯的士兵補充禁軍,還經常親自訓練、校閱,給予很高的待遇。為了挑選合格的士兵,趙匡胤還挑選強壯士兵作為模範,送到全國各地,讓地方照樣招募。後來發現這樣很不方便,于是改用木偶,按照規定尺寸制作木偶,将做好的木偶再下發給地方官,讓他們按照模型來挑選,非常嚴格。可見宋太祖對于禁軍的身體素質要求是多麼高。
最強壯的人都被皇帝選去做禁軍了,那剩下實力不強的人就隻能留在地方上,地方的實力就變得很弱,隻能捕盜,根本不能打仗,捕盜還經常被盜賊累死,基本上是一幫老弱病殘。于是“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于是都乖乖地聽命于皇帝,再也沒有想藩鎮割據的力量了。史籍記載:“藩方守臣,統制列城,付以數千裡之地,十萬之師,單車之使,尺紙之诏,朝召而夕至。”
所以後來少數民族政權,遼也好,金也好,元也好,跟宋朝打仗隻要一突破邊防,馬上就能打到京城。因為中間這些州郡都沒用,中間州郡全是老弱病殘,賊都抓不到,不能抵禦遊牧民族的軍隊。
而且從北宋開始,中華民族綿延了幾千年的尚武精神越來越蕭條。
中國的對外戰争在近代以來屢戰屢敗,除了制度腐敗、裝備落後,最關鍵的一個原因就是缺乏尚武精神。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秀才去背弓拉箭,什麼玩意兒啊!為什麼日本幾十萬人能縱橫中國?人家那讀書人腰裡是插着兩把刀的,咱們讀書人是插着扇子的。
西班牙皇家馬德裡武器博物館在北京故宮辦過一個展覽,看完之後我真的覺得震驚。你看人家皇帝玩什麼玩意兒――盔、劍、盾牌,整天玩這個。你看咱們皇帝整天玩什麼――蝈蝈、蛐蛐,高雅一點兒的是筆墨紙硯。一個民族尚武精神的集體缺失,從宋朝就開始了,原因就是宋朝怕被造反,把武将的地位壓得太低了。
八十萬禁軍教頭豹子頭林沖,讓高俅欺負成那樣。你說八十萬禁軍教頭不是很牛嘛,練武術的怎麼能被一練足球的欺負?不是的,八十萬禁軍教頭不是八十萬禁軍的武術總教練。當時禁軍教頭有5700多個,林沖隻不過是1/5700。教頭上面是都教頭、虞侯、都虞侯、指揮使、都指揮使,都指揮使是正五品,教頭從八品下。古代官品每品分正、從兩級,四品以下的官,每級又分上、下兩階,他是從八品下。縣令正七品上,這一比較,擱今天的話講是連排級幹部。
宋朝的士兵經常逃亡,防止士兵逃亡的辦法是在臉上刺字,但是臉上刺字是犯人,這就等于毀容嘛。在臉上刺上“第八營第一連第二排”,跟肩章似的。宋朝隻有北宋的狄青①、南宋的嶽飛是武将熬上樞密副使的,挺不容易。狄青當樞密副使的時候臉上還有字。皇上給他藥水要他洗下去,他說我留着,要激勵将士,跟他們說我這樣臉上帶字的也能當上樞密副使。但是就你這一個,沒别人了,激勵不着将士。
可就是這麼一位受人愛戴的将軍,做了樞密副使,依然受到大臣們的诽謗。宰相文彥博請求罷免狄青時,宋仁宗維護狄青說他是忠臣,可文彥博立即反駁道:“宋太祖難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嗎?”這個就算假設成立吧。最可笑的理由編造者應該是歐陽修,他向宋仁宗上書希望罷免狄青,一本奏章洋洋灑灑幾千字,舉不出一條有力的罪證,寫的全是狄青的好話。估計歐陽修寫着寫着也覺得自己這不犯病嘛,怎麼替狄青寫起好話了,可實在找不出狄青的過錯,最後一咬牙,把發大水的罪責安在了狄青身上,說:“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将亦陰也”,今年發大水就是老天爺因為狄青任樞密副使而給的警告,這個理由可謂是莫名其妙。而從歐陽修的嘴裡說出來,更讓人覺得荒唐至極。
不管理由是假設還是荒唐,都表示出朝廷對狄青越來越深的懷疑。早在狄青被拜為樞密副使時,宋仁宗生了一場大病,後來慢慢康複了,知制诰劉敞趁機上書說:“天下有大憂者,又有大疑者,今上體平複,大憂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這裡面說的大憂者就是廣源叛賊侬智高,而大疑者就是狄青。侬智高已平,狄青就成了朝廷最大的威脅,大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意思。就在這種猜忌下,對狄青的懷疑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有關狄青的各種绯聞層出不窮,而朝廷狗仔隊更是無時無刻不盯着狄青的一舉一動。隻要狄青一家有任何風吹草動,他們就能編出各種版本的神怪八卦。
比如說狄青家養了一隻狗,可能這隻狗不小心碰了頭,腦袋隻是腫了個包而已,可到了谏官的嘴裡就變成這條狗頭上長出了角;有一次,狄青家晚上焚燒紙錢祭奠祖先,事先忘了通知負責消防的廂吏,結果廂吏看見火光連夜報告開封府。雖然當府吏迅速趕到時,“火”已滅了許久,但第二天,城中就開始盛傳狄青家晚上有怪光沖天;甚至連京師發大水,狄青家宅被淹,被逼無奈隻好暫時先住到地勢比較高的相國寺,他在大殿上拜拜佛,也被說成是他要奪取皇位的行動,引起人們的懷疑。任何人也不能阻止關于狄青造反稱帝的謠言,宋仁宗被逼無奈,為了保全狄青,隻好罷免了狄青樞密副使一職,加宰相頭銜,出知陳州,離開了京城這塊是非之地。
在狄青前往陳州之前,他就對人說:“早聽說陳州有一種梨,叫青沙爛,我這次去陳州,必定爛死在那裡。”後來,果然一語中谶。狄青已經遠離朝廷,但朝廷并沒有遠離他,每半個月就派人上門看看狄青幹嗎呢,還美其名曰撫問。這時,狄青已經被謠言整得惶惶不安,一看朝廷使者上門,狄青就要“驚疑終日”,生怕朝廷再想出什麼招數折騰他。巨大的心理壓力壓垮了這位昔日猛将,被貶到陳州的第二年,年僅50歲的狄青因為“疽發髭”,嘴上長了毒瘡,暴病而亡。現在人一般上火了,嘴上就會長幾個泡,狄青嘴上都長了毒瘡,可見他心中的火有多大,他的内心多郁悶。
他曾馳騁沙場,浴皿奮戰,為宋朝立下汗馬功勞,可他既沒有在兵刃飛矢中倒下,也沒有皿染疆場,馬革裹屍。身為一名武将,卻在同僚們猜忌、排斥的打擊迫害中死去,心中是何等冤屈。
就因為宋朝把武将的地位壓得這麼低,所以對外戰争老打敗仗,沒人尚武,打仗都讓文官去。文官又不會打仗,皇帝手裡握着兵權,可總不能有點兒啥事就禦駕親征吧,那朝裡的事還管不管?有人說,那邊打仗邊處理政務呗。先不說這樣做,當皇帝的身體累不累,能不能吃得消。要是這仗打個三年五載的,而且地方還挺多,皇帝一天沒事幹,就帶着軍隊到處跑了,既耽誤國事又浪費錢糧。于是趙匡胤又想到辦法了,需要帶兵打仗的時候,就直接指定一個将軍或者元帥帶兵出征,反正你打完仗回來,這兵權還得交回我手裡。解決完帶兵将軍的問題了,趙匡胤還要事先制定好作戰計劃,要不怎麼說皇帝這差事不是誰都能做得呢,太辛苦了。畫好行軍布陣圖,然後交給出征的将軍,讓他照着自己制定的計劃去打仗,還不能随便更改作戰計劃。這樣還不夠保險,再派一個文臣做監軍。監軍監軍,顧名思義就是監督軍隊,其實也是監視領兵将軍的一舉一動。你要是不按照皇帝給的作戰計劃打仗,我就報告給皇帝,你就等着被皇帝治罪吧。
皇上給你一個陣圖,照着打。你拿着陣圖到了前線,打開就傻眼了,按皇上的布置根本沒法打,再請示皇上吧。沒等你請示到,敵軍到眼前了,下輩子再請示吧。
趙匡胤應該沒有想到,他自己是能文能武,會行軍打仗,排兵布陣,可他的子孫後代會嗎?這不是光讀讀兵書就能補足的,加上趙匡胤覺得安内重于守外,所以縱觀有宋一代,文臣名相不計其數,可能征善戰的武将屈指可數。
隻要不造反,生活很美好
趙匡胤集中軍權的同時,還集中行政權,這就是“削奪其權”。
首先是中央,雖然在中央設置了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但職權實際上都歸中書省,而名稱也叫中書門下,又稱政事堂、都堂,聽這全稱也可以知道,這其實是将三省之職合歸一處,就是處理日常政事的地方。它不同于前代的中書省,不是設于禁中的決策機構。三省及六部長官非經特許,一般是不能管理本司事務的,于是就成為一種閑職了。
趙匡胤還将官、職、差遣分離開,這是一套真正奇異而又複雜無比的幹部制度。簡單說,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當于縣裡科級幹部的主簿官兒,一般都不擔任與官職名稱相符的職務。換句話說,就是本部門的官員并不一定管理本部門的事務。于是,官就是用于确定官位及俸祿的,或者稱為正官、寄祿官,實際上隻是個虛職。例如以前管事兒的尚書、仆射、侍郎什麼的,現在就隻是一個擺設,沒有實際權力。職是專門授予文官的榮譽頭銜,又稱貼職,也沒有實際權力,如直閣、學士之類。而差遣才是官員擔任的實際職務,也稱職事官,這些都是臨時指定、派遣的,例如樞密使、三司使、轉運使等。也就是說,如果朝廷真有什麼事需要有人去管了,皇帝就從剛才所謂的“官”裡挑選一些人,然後給他們安排差事,在所任職務名稱前加上“判、知、權、管勾、提點”等名目。隻有這個時候,官才有具體工作可以去做,手上才有實權。這時候,就有人說了,你直接給官安排事情多好,什麼官就幹什麼活多省事,把官、職、差遣分開太混亂了。可也正是這種官、職、差遣的分離,才能使各級官員有其名而無其實,更不能專其權了。隻有皇帝将手中的權力下放,讓你幹什麼工作時,你才有實權。所以,這權力還是皇帝說了算。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經常說“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個“一人”指的就是宰相,可見宰相的權力有多大。宰相是中國古代最高的行政長官的通稱,平時處理軍國大事、發布政令等都是宰相的日常工作。趙匡胤在初得天下的時候,為了撫慰後周舊臣和百姓,穩定政局,依然任命後周範質、王溥、魏仁浦等人擔任宰相。通過與趙普的對話,趙匡胤覺得藩鎮太重不過是中唐以來君弱臣強的表現之一,解除藩鎮權力也不過是三大國策付諸實施的一方面成效而已。而相權的強弱消長是直接影響到君權的安危存亡的,“挾天子以令諸侯”這類例證在中國曆史上更是屢見不鮮。于是趙匡胤隻要一有機會,除了在權限制度上消減宰相的權力之外,在禮儀體制上也刻意予以打壓。
秦漢時期,宰相地位極為崇高。拜相時,皇帝要施以大禮,因此才有“拜相”一說。在朝廷上,宰相有時甚至與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見宰相,雙方需要下車相互施禮;宰相生病時,皇帝應該到相府探視;宰相見皇帝商量政事,是要賜茶看座的,即所謂的“坐而論道”。但是,到了趙匡胤時代,看到宰相們坐在他面前說話,他心裡就開始不舒服。于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們說:“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們把奏折拿到我面前來。”幾位宰相不知是計,便走上前來。結果,事先安排好的内侍們趁機把宰相們的椅子撤掉了,從此,宰相們就隻能站着奏議朝政了,并且成為定制。
趙匡胤為了分割宰相的權力,還另設參知政事,實為副相,分掌民政;又以樞密使主管軍政;再以三司使總領财政。所以在宋朝,但凡擁有宰相這一官稱的人,隻意味着他擁有宰相的資格和可以領取宰相的俸祿,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隻有皇帝差遣他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他才能算是實際的宰相。這種繞山繞水的幹部制度,常常會使我們在碰到大宋帝國的官職稱謂時,一頭霧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判中書省事這個稱謂,實際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書省副首長兼中書省副首長,然後代理中書省首長。因此,名為“百官之長”的宰相,實際上并沒有什麼權力。
然後在地方上,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王臣指的就是地方官,做皇帝的就隻有一個人,就算他精力再旺盛,也不可能事無巨細,管完中央的事,又管地方各州縣的事,所以這就需要地方官去替他管理。但是對于熱衷于将權力收歸自己手上的趙匡胤來說,對地方州郡一級的長官也不放過,采取了“罷領支郡”的措施。
什麼是“罷領支郡”呢?原來自中唐以來,節度使一般統轄若幹州郡,其駐地以外的州郡稱為支郡,這樣一來,節度使的權力過大。到了趙匡胤這裡,這種現象是絕對不允許的,一個州郡的地方官隻能統轄本州,不能兼領他地。而且還派文臣管理州事,并設置了“通判”來牽制地方官。所謂通判,就是州裡有什麼事,地方長官都要與通判共同商量、決策和管理,其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通判既不是二把手,也不是下屬,其職權範圍與地方官相同。凡州内發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政務,通判可以直接上奏,州郡發布公文,還須知州與通判“聯署”;知州處置公務,也必須與通判協商,因而通判又稱“監州”。
這樣看來,宋朝掌管地方事務的領導是有兩位,雖然通判的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行使的權力一樣,任何事情隻要其中一位不答應,那這事就沒辦法解決。試想,如果有一件緊急的事情需要兩位領導作出決斷,但兩人意見相左,無法達成共識,要是再時不時地喊着“我是監州,皇上讓我監督你”,這得耽誤多少事情啊!
太祖趙匡胤設計出這麼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讓各級、各類、各地的官員們統統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擁有多榮耀的職,隻有當皇帝的差遣下來了,你才能明白自己是幹什麼的,這使得所有人對于自己未來可能履行的實際職務都一片茫然。而在任職時間上,規定了文官隻有三年、武官則為四年的限制,并且在執行時也非常嚴格。例如青州北海縣升格為北海軍後,楊光美被派去擔任知軍。他在任期間為政清廉,官聲極佳,深受百姓愛戴。三年任期滿後被朝廷召回,北海軍數百名百姓來到京城請願,要求留楊光美繼續擔任北海地方長官。可趙匡胤不允許,下诏讓百姓們回去;百姓們不肯。于是,趙匡胤下令:“笞其為首者。”就是鞭打領頭的人。結果,把一件喜事活活變成了喪事。可見,趙匡胤對此限制之嚴。而且,後來他還下令,地方官任期滿後,當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請求地方官留任。這種限制造成了“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現象和感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隻是個臨時工而已。因而,客觀上增加了大宋帝國官員們利用職權,在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一個系統中培植自己勢力的難度;主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這種故意。于是,自然難以危害朝廷。
太祖皇帝抑武重文的原因,在他對趙普的一段話裡道出其中玄機:“五代方鎮殘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讓選幹練的儒臣百餘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貪濁,也抵不上一個武人。”在太祖看來,任用文士僅僅因為他們可能産生的危害遠不及武人來得大,更不會向武人那樣危及政權的根本。一百個文官貪污也不如一個武将造反對國家的危害大。所以你願意貪你就貪,隻要你不造反。可見他自己是造反得的江山,就很害怕别人造反。
文人跨馬掄刀不行,種地不行,可他們會算計,搞經濟建設是強項。短短幾十年間,全國耕地擴大了将近一倍,農作物種類和産量也成倍增長,人口也有所增加。
趙匡胤除了對中央、地方政權的完全掌控外,對于法律判決權也不放過。由于五代藩鎮跋扈,以緻不顧法律而随意殺人。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趙匡胤下令,各州判決的死刑必須由刑部進行複審,并且還恢複了縣尉,由縣尉執掌一縣司法治安的權力。開寶六年(公元973年),趙匡胤明令,禁止藩鎮以牙校審斷州府刑獄的陳規陋習,任命科舉出仕的文官來斷案,剝奪了藩鎮對州府一般案件的審理權。死刑要報請中央,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比如,在安徽殺了人,判死刑,須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當然一般不會被駁回,準能核準,但是一定要把死刑報給中央。古代死刑都是由皇帝親自批準。
比如在清朝,就有懋勤殿勾到。皇帝在懋勤殿用朱筆将死囚姓名勾去,表示核準,又稱“勾決”或“勾到”。勾決咨文下達便可執行死刑。勾一個人,大臣就要下跪三次給他求情,上天有好生之德,請皇上恩準。皇上說這家夥太壞,勾了,但大臣還是每一個人要請求三回,别殺他,上天有好生之德。其實也就是做個樣子。因為一般判死刑的都是大奸大惡之人,勾了就完了。
同時,還有就是“制其錢谷”。武将出身的趙匡胤,嘗到了手握軍權帶來的甜頭,但他也深深明白軍隊除了将領和士兵,更重要的是要有錢、糧支撐。試想如果沒有軍饷,哪個士兵願意為皇帝在戰場上厮殺呢?中唐以後之所以藩鎮割據,是因為藩鎮節度使掌管地方錢、糧,并以此招兵買馬。因此趙匡胤覺得要防止藩鎮割據現象再次出現,就要從地方的錢、糧下手,從根本上消除形成割據的經濟基礎,極力削弱地方官府的财權。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朝廷頒布政令規定,每年各州賦稅收入,除度支經費外,其餘“悉辇送京師”。凡以“留州”、“留使”等名目截留的财物,一律上繳朝廷。随着政權機構建設的逐漸完善,地方财權通過路一級的轉運使、州一級的通判、縣一級的主簿,最終統歸中央。趙匡胤還派京官監督各地場務,場務就相當于現在的稅務局,征收各種商稅、專賣稅。他們制定條禁,整齊文簿,将有關稅收直接納入國家财政,稅收與地方官再無關系。這些措施無異于釜底抽薪,将準備養兵自大的本錢都搜刮到朝廷的腰包裡。
中央則以三司總掌财政,号稱“計省”,下設鹽鐵、度支、戶部三部。三司長官為三司使,号稱“計相”,地位僅次于宰執,其實就相當于現在的财政部長,把握着國家的經濟命脈,可見其地位的重要性。
北宋不僅收繳了地方的财權,還限制藩鎮享有的商業特權,嚴禁官員買賣貨物,更不允許将經商當成第二職業,利用官職之便賺取外快。由于“外州無守财”,朝廷便得以控制全國财政,緻使宋朝的“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
不過,宋朝還是很可愛的王朝。知識分子最幸福的時代來臨了,隻要不造反,幹嗎都行。漢唐很可敬,但是一将功成萬骨枯,活在那樣的朝代很慘。明清就更崩潰了,尤其是明朝,生活在那種朝代真是生不如死。明清的可怕和可惡,反襯出了宋朝的可愛。
宋朝的财政總收入很吓人。北宋是明朝的十倍,南宋是明朝的六倍。直到《辛醜條約》那會兒,清朝的财政收入才趕上南宋。你想兩宋得富裕到什麼程度,都是重商主義發展的,特有錢。如果宋朝不是被蒙古人滅掉了,咱中國早就按部就班地發展到近代社會了,可惜曆史是不能假設的。
太祖皇帝有遺訓,刻在碑上。此碑立在宮中的一座秘殿裡面,每一位新登基的皇帝都要去看。“靖康之變”後,人們才知道碑上刻的内容:第一條,不得殺害柴氏子孫,咱的江山是從柴家搶來的。這要擱在别人,我從柴家搶了江山,我得把柴家連根刨。宋朝規定不得傷害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何況他也不可能有罪。《水浒傳》裡面有個逼上梁山的柴家後人:小旋風柴進,那個是虛構的,不能算。
第二條,不得殺害士大夫,上書言事者無罪。在宋朝,你隻要是讀書人就沒有死罪。文官沒有被判死刑的。這一沒有死罪,你說貪污怎麼辦?殺還是不殺?祖宗家法是不許殺士大夫,那就流放吧,他又說士可殺不可辱。流放就是一種侮辱,還不如殺了。皇上說,那隻能無罪釋放了,一件快意事兒我也做不得。宰相說,這種快意事兒你不做也罷。
不能殺士大夫,士大夫給皇上寫信說事,無罪。宋朝文官地位不僅很高,而且生活待遇之好更是現代人不敢想象的。除了工資薪水,還有茶酒錢、職錢、給券(差旅費)、廚料,乃至仆人的衣食等各種各樣的雜費,此外還有“職田”,依官階高低可得田四十頃至一二百頃不等。哪怕退休了,也會給一個管理道教宮觀的名義,借此還能領取俸祿。
總之,宋代文官就算吃定朝廷了,是真正的“鐵飯碗”。宰相的工資一年差不多折合今天三百萬人民币,是當時兩萬四千畝土地的總收入。除此之外,你還可以貪污呢,那三百萬是小頭,大頭在後邊呢。所以,宋朝就是再清廉的官員,生活也是很豪奢的,包括我們知道的寇準、歐陽修,這幫人都特講排場,到了可勁造、花不完的地步。如果換了你,也一樣花不完。宋朝厚待士人,知識分子的生活很好很強大,所以才會有空去研究理學,去寫宋詞,這個宋詞和唐詩的風骨就完全不同了。
宋朝的官多,待遇豐厚,責任卻很小。隻要不出大錯,會通過政績考核“磨勘”,一路綠燈地上升,真是文人的理想時代。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在中國古代,對于皇帝身邊的人來說,不論你是誰,一旦今天皇帝心情不好或者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情,随時都會有性命之憂。但宋代的文官不會。不殺文人是宋太祖趙匡胤留下的“祖宗家法”,北宋的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發誓,宋朝是中國古代文人的天堂。
知識分子有錢,皇帝可夠慘。宋朝皇帝慘到都沒錢給自己修墳的份上。皇陵特别簡陋,在河南鞏縣,跟漢唐那種跨山連谷的皇陵沒法比,跟明清也沒法比。别的朝代都是皇上一登基就開始修墳,皇上不死這墳不能修完,不能說我完工了,你入住吧,那哪兒成。皇上活着的時候工程不能停。而宋朝是皇上活着不能修墳,皇上死了之後七個月内必須完工,隻要别豆腐渣,盡快幹完就是了,要不然皇上的屍體都爛了。所以那皇陵都很簡陋。
祖訓的第三條是不加田賦。當然這一點就沒做好,要是不加田賦。皇上和文武百官吃啥?何況他們還得吃得好!
冗官冗兵效率低
這麼一來,朝内朝外和地方上的權、兵、錢全都沒了,中央集權得到大大加強。
藩鎮割據的基本鏟除,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安定,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強幹弱枝又把地方都給削弱了,所以除了清初特殊的三藩之亂,宋朝以後确實沒再發生過地方反叛中央的事兒,這個問題解決得很好。但官員冗濫,财政開支龐大,又是伴随而來的弊端。官員冗濫到什麼程度?前面說了,樞密使雖然管軍事,但是三省六部不能變成三省五部呀,兵部還是有的。三司使管财政,戶部也還是在的。如此一來,兵部和樞密使、戶部和三司使的機構就重疊了嘛,重疊就會産生扯皮呗。這事是你幹還是我幹,所以這效率反而低下。而且由于北宋朝廷厚待士人,這幫大爺脾氣大,一般人都不好弄他們,官員冗濫造成機構重疊,還不好處理。
再有一個毛病,就是軍隊的戰鬥力下降了。當兵的臉上刺字,當官的昨天晚上才開始看《孫子兵法》,你想想天亮了這仗怎麼打?
要說财政困難,積貧積弱,它并不是真的貧,真的弱。它有錢,它是中國曆史上最有錢的王朝,隻不過這錢都花得不是地方。所以說北宋初年加強中央集權那些措施有利有弊,《朱子語類》中朱熹總結道:“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就說啊,你什麼都收了,造成的結果就是地方的軍事力量薄弱,沒人有能力去抵抗,最後被外族一打就垮。
北宋滅亡,就是因為這些看起來可以鞏固江山的政策。
想當官?努力讀書吧
相對于唐朝,宋朝選拔官吏的方法有所變動,科舉制度得到了發展。
考試分為鄉試、省試、殿試三級。
省試就是後來的會試。有些外行的書寫成會考,高中畢業才會考呢。這些書說康有為在北京參加會考,康有為哪個中學的,高三幾班的?後來,科舉又分為院試、鄉試、會試,會試就是省試和殿試。院試是最低的,中了的叫秀才,沒中就是童生,古代沒有畢業這一說。
小孩五六歲進學,進學之後你就可以考秀才去了。你要是七歲考上就是神童,不過你七十歲考上也可以,範進不是五十多歲才考上舉人的嗎?老考老不上,老沒名分的,就是老童生。洪秀全為什麼造反?就是他考了好幾次秀才都沒考上。你想,他那學問要能考上有天理嗎?他沒考上說明大清不腐敗,他就是考不上,擱哪個朝都考不上,從十八歲考到三十多都沒達到小學畢業水平。
院試考中了秀才的可以去參加鄉試。鄉試在省城舉行,中試的統稱為舉人。舉人的第一名叫解元,唐伯虎就是唐解元嘛。這邊你又考上了,你就可以去參加會試。三年一次由禮部主試,中試的都叫貢士。貢士的第一名叫會元,不是彙源果汁。你PK了三次都沒被淘汰,中了貢士,于是你就可以去參加殿試。所有的貢士去參加殿士肯定都能中,隻不過就是分成三等,第一甲賜進士及第,一共三人,第一名叫狀元,然後榜眼、探花。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上榜人數若幹。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上榜人數也是若幹。
你如果鄉試以上的三次考試全中第一,就叫連中三元。幹嗎不連中二十六元或者七十元兩毛五分?它不是連續中獎可以兌換三元牛奶的意思,三元的意思是解元、會元、狀元。科舉制1300多年,連中三元的隻有明朝的商辂等極少數人。這些哥們兒一人能連中三元,實在太難了,哪兒那麼巧都是你呀。有的最後拿了狀元,但前面考的不一定是第一名,考場還有狀态問題和發揮問題嘛。所以,連中三元的哥們兒很了不起。
殿試的錄取權由皇帝掌握,所以進士及第者叫做天子門生。
以前是高官主試,高官決定錄取,這幫新科進士一旦被錄取就對高官感恩戴德,容易跟高官結成朋黨。你們都是我錄取的,你們就是我的門生嘛,所以都得聽我的。現在不一樣,錄取權由皇上掌握,你跟皇上結黨去吧,不礙事。
明清兩朝殿試多在保和殿,尤其清朝,康熙、雍正、乾隆,那真是親自出題,親自監考。那考試從早晨起來一直考到天黑,點着蠟接茬兒考,皇上也跟那兒坐着監考。到後來有的皇上,像鹹豐,就到考場轉悠一下,說聲“同志們辛苦了”就撤了,意思意思。
宋朝科舉實行糊名法,糊名就是我們現在的密封,你的姓名、年齡、籍貫、性别都擋上,嚴格保密。到了明清還得謄卷,考官看不到你的親筆卷子,由十個中書舍人給抄一遍,考官看到的筆迹全都一樣,以免萬一我的學生我認識他字迹,就給個高分。當然,那作弊的方法也多了去。
在錄取名額上,宋朝比唐朝增加了。特别是宋太宗在位二十一年,錄取的進士超過唐朝三百年的。唐朝一次錄三四十個,三年一次,宋太宗是一次錄五六百,年年考。三年一考很難,全國好幾千萬人,讀書的就算有幾十分之一的人也好幾百萬,三年一考錄取那麼幾百人,很難辦。結果宋太宗在位的時候老開恩科,今年我生了一個胖兒子,我高興,今年科舉開恩科。明年我又生一個,再開。後年娶一個小媳婦挺好,接着開。再後年我們家那樹上長靈芝了,他老有事兒。恩科一般都皇上整壽的時候,今年不應該科舉,但我整壽,就開一個恩科。比如1894年本不應科舉,但慈禧太後六十大壽,朝廷就開了恩科。這就為各階層讀書人進入仕途開辟了道路。
唐朝都是官宦人家的孩子能科舉,白丁子弟不行。到了宋朝,農民都可以去參加科舉,商人子弟也可以參加。隻有犯人的孩子和倡優的孩子不行。
過去小孩念私塾,老師教你念:“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說的是讀書就能科舉當官,讀書的品格是最高的,那你還能造反嗎?所以真宗皇帝禦制《勸學篇》,勸士子們“六經勤向窗前讀”。你幹嗎要讀書呢?因為“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顔如玉,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車馬多如簇”。你隻要念書,什麼玩意兒都有:黃金屋、顔如玉、千鐘粟、車馬簇。
今天也一樣,也是“六經勤向窗前讀”。英、語、數、理、化、生、史、地、政,改成這些科目。你要連大學都沒上,就看超市缺不缺扛貨的吧。大學沒畢業工作都找不着。讀大學的,黃金屋、顔如玉、千鐘粟、車馬簇;不讀,鐵皮屋、柴火妞、棒子面、自行車。
趙匡胤将文人擺到了國家統治這個金字塔的頂尖。有宋一代,文士地位的顯赫尊崇是曆代都不曾有過的。宋代将“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國理念,實際化為文官政治,而文官政治的基礎是科舉取士。“取士不問家世”,軍功和門蔭等其他渠道較為次要了,形成了“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的局面,大批文人得以通過科舉考試進入政壇,從此便“赫然顯貴”。宋太祖還采用“特奏名”的辦法籠絡人心,以吸引更多的知識分子參政,開寶二年即公元969年,宋太祖規定,凡舉人參加過15場科舉考試而未及第者,一律特賜進士出身。
立國之初,趙匡胤在權力集中的同時,更廣泛地吸收知識分子參與政權,通過科舉制度,不斷擴大政權的階級基礎。宋朝的科舉“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為盛”。與強大一時的唐朝相比,宋朝的科舉取士具有規模大、制度嚴謹等特點。
宋朝的科舉制擴大了政權基礎,那麼多人都被吸入朝廷中來。但是,官本來就夠多了,你還把那麼多人都招來,招來你就得讓他做官,做官你就得給他錢,北宋的知識分子待遇那麼優厚,給錢還不能少。所以造成了一個結果――冗員,官吏多而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