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習慣管爹叫“老爹”，但娘隻叫“娘”，因為我爹确實比我娘老。

　　我爹二十八才結婚，結婚時我娘才十六。結婚的錢是他自己攢的，他十歲的時候，爺爺就被仇家砍死了，是奶奶自己把他拉扯大的。爺爺沒有留下一分錢的家産，還欠了債，他死之後，債主就拿着欠條，把房子收了。

　　我家現在住的房子，是我奶奶從她哥哥那裡繼承過來的。她哥哥，也就是我的舅姥爺，是結了婚的，而且有兒子。後來他發現媳婦偷漢子，在那之後，他就覺得兒子不像他。舅姥爺越想越不是滋味，就把媳婦休了，把兒子也攆走了，還和他斷絕了關系。

　　本來舅姥爺是想續弦的，結果遇到了事故，癱了。他是在奶奶和爹沒了房子之前癱的，那時奶奶就經常去照顧他。後來奶奶和爹沒了房子，他就讓奶奶帶着爹搬過來住。奶奶照顧了他二十六年，我出生的時候，舅姥爺還活着呢。

　　我出生那年，我爹三十。也許是因為在煉鋼廠上班，又也許是因為太過勞累，從我記事起，我爹就顯得特别老。之前說過，我五歲的時候，我爹在工廠遭遇事故，失去了右臂。舅姥爺因為這件事受到打擊，大病了一場，過了年就沒了。

　　舅姥爺去世之前找來一位先生，立下遺囑，把所有遺産都給了奶奶。我記得奶奶的其他兄弟姐妹和他們的孩子還來我家鬧過，拿走了好些東西，在那之後我們就沒有來往了。

　　爺爺隻有爹這麼一個兒子，但是爺爺有個弟弟，就是我爹的叔叔，我的二爺爺。二爺爺是個好人，老實本分，經常接濟我們家。二爺爺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都和我家關系很好，和我們家有聯系的親戚，算上二爺爺家，就這麼五家。

　　二爺爺的大兒子比我爹大，我得管他叫大伯；女兒也比我爹大，我得管她叫大姑；剩下兩個兒子都比我爹小，是二叔和三叔。

　　二爺爺和大伯家都住在博勝坊，博勝坊就在安民坊南邊。大姑家在安民坊，和我家隔了兩條街。二叔住在和生坊，三叔住在牛羊坊，牛羊坊就在和生坊東邊。

　　我回家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16日，大伯拎着一隻活雞來到我家。大伯這個人熱心腸，但是臉皮薄，我家困難的時候，他隔三差五就來我家，今天送棵蘿蔔，明天送棵白菜的，等我家的條件好了，他反而不來了，我爹給他送東西，他也不要。

　　他來的時候，我和老農還沒起床。我倆昨晚喝高興了，晚上聊了大半宿，為了不吵到爹娘和奶奶，我倆去了小卧，天快亮時才睡。

　　爹把我叫醒的時候，我不知道大伯來了，以為是爹叫我起床吃飯，還賴了一會兒床。後來爹把嘴湊到我耳邊，小聲說，你大伯好像有事求你，我才“騰”的一下從床上彈起來，把老農給吓醒了。

　　我安撫好還沒睡醒的老農，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跟着爹來到了主卧。我出來的時候，大伯正拘謹的坐在炕上，一臉為難。

　　“大伯，您來啦！”

　　我熱情的和大伯打了聲招呼，然後跟着爹坐到了炕上。

　　“哥呀，别外道，有啥事兒就和理子說，讓他給你辦。”

　　我沒有貶低爹的意思，但是爹确實沒見過啥世面。在他看來，我這個小排長已經是了不得的人物，平民百姓的事在我手裡就不算事。每次有親戚或是朋友找他幫忙，他都把話說的特别滿，就好像我手眼通天，無所不能似的。

　　事實上，我就是個小排長，能擺弄的也就是4連的那幾十号人。好在平民百姓家裡确實沒啥大事，至今為止，我處理過的最大的事，就是有人被警察當成亂黨給抓了，讓我去撈人。

　　我一個小小的排長，靠面子撈人是不可能的，隻能找關系，花錢。那人是爹以前的工友的兒子，為了撈他，我花了一百多塊。

　　那家人和我家以前一樣，窮的叮當響，為了求我辦事，他給我爹送了四瓶酒，就是商店裡最便宜的那種，這就已經要傾家蕩産了。人家都這麼困難了，我哪好意思管人家要錢啊？就算我肯撕破臉皮去要，人家也拿不出來啊！

　　大伯這次也是來求我撈人的。和上次不同，這次要撈的人是被首都治安局抓走的。

　　大伯一再保證，他的大兒子，也就是我大堂哥和亂黨沒有任何關系。我知道他沒說謊，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大堂哥在做什麼。

　　我那位大堂哥不是個安分人。打我做荷官的時候，他就經常偷偷找我借錢。粗略算算，他從我這兒借走的錢，一百塊是少不了了。

　　他找我借錢，不是為了吃，不是為了喝，更不是為了賭和嫖，而是為了所謂的“事業”。找我借錢的時候，他經常給我講那個所謂的事業。什麼自由啊，民主啊，再有就是革命啊，興國啊什麼的。

　　我問他說，你幹那個事業，能養家嗎？大堂哥說，這事業養不了自己家，但是能讓更多的人養得起自己的家。

　　我知道，大堂哥這是信了革新黨。當了兵之後，我勸過他，想讓他迷途知返，可是他不聽，還反過來勸我，希望我不要執迷不悟。我勸不動他，隻能勸他小心點，别讓人抓了。

　　他答應的倒是痛快，可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他顯然沒把我的話當回事。

　　之前說過，我在首都治安局有熟人――隻是臉熟的那種。我和被抓那個學生說的話，沒有一句是騙人的，都是我親耳聽到的。首都治安局在拷問方面相當厲害，據說就算是鐵嘴鋼牙被送進去，嘴巴也能被撬開。

　　大伯說，大堂哥是大搜捕第一天的時候被抓的。因為大堂哥經常不着家，大伯也不知道他被抓了。後來還是大堂哥的朋友――我估計那就是他常說的同志，那人來到大伯家告訴他，說大堂哥被首都治安局給抓了。

　　大堂哥已經被抓了三天，他無權無勢，不是學生，連工作都沒有，這種人進了首都治安局，必然是大刑伺候。三天下來，就算你不是亂黨，也把你打成亂黨。如果大堂哥意志不夠堅挺，估計現在已經在認罪書上簽字畫押，過幾天就要被拉出去槍斃了。

　　所以說，這事很難辦。我一個小小的排長，人脈和财力都太過有限，大堂哥沒認罪還好，我拼一拼還能把他撈出來。萬一大堂哥認罪了，那我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倒不是說真的沒有辦法，想救人不一定非得撈，還可以搶。可是我真要是這麼做了，我們槍家全家老小都得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