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長勝堡。
孫一躺在葦索編成的吊床裡,右腳打着石膏,誇張地架得老高。
昨晚一落地孫一就感覺右腳受了傷,估計是軟組織損傷。可是随後趕來的一條龍和楊日天堅決不同意,認為是傷了筋骨。俗話說的好,傷筋動骨一百天,不由分說就給孫一纏上了石膏繃帶。要不是孫一見機得快,連襪子都得裹在石膏裡。
現在孫一成了“重傷員”,得有人專門伺候,内疚的琪琪格一大早跑來寸步不離。孫一同她講了一百遍,右腳是落地受傷的,和她沒關系,小姑娘就是不相信。
孫一手裡舉着羊皮紙,問琪琪格:“丫頭,這麼說那天除了你,你們部落不少人都看見我駕着降落傘從頭頂飛過?”
琪琪格坐在在孫一身邊,正在給孫一洗襪子,回答道;“對啊,你從天這邊拽着雲彩一直飛到了天那邊。我以為是一隻大神鳥,一哥,你看我畫的象嗎?”
琪琪格的畫充滿了畢加索的抽象派風格,孫一點評:“腦袋太大了,把我畫醜了!”
孫一一直認為到明朝以後見到的第一個人是狗蛋,沒想到實際上是琪琪格。從琪琪格部落到楊日天的樹林子營地,至少有二十公裡,這段距離自己是怎麼飛過來的?老天爺把自己扔回明朝到底想怎樣?
琪琪格擡起頭,“一哥,我也想飛,你能教我嗎?”
孫一打量打量琪琪格的身子骨,“丫頭,我的降落傘是有最低體重要求的,像你這樣的身體,上了天一股風就把你吹跑了。”
琪琪格堅持:“我可以背一口袋沙子飛天,就不會被風吹跑了。”
“那也不行!想玩我的傘必須有一百次安全降落的經驗。”
“一哥,你看我馬騎得那麼好,就算成有一百次經驗吧?”
“不行不行,兩回事,安全第一,你看我的腳,你願意你的腳也被石膏裹成粽子嗎?”
琪琪格歪着頭想象一下,自己和一哥一人裹一隻大腳,看上去蠻配的,說道:“我願意。”
孫一被打敗了。
和這個年紀的小姑娘是講不通道理的。原來琪琪格迷戀自己歌唱的好,現在又加上飛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擺脫她。
孫一敷衍道:“等你教會通訊兵寫蒙文吧,我教你一點飛行基礎。”
“哎!”琪琪格高興地把一隻襪子晾在吊床上,跑去當老師了。
孫一歎口氣,從左腳脫下另一隻襪子,自己慢慢洗。
急性挫傷,講究四個字,“rest”,“ice”,“compression”和“elevation”,合起來就是“RICE”,大米飯。翻譯成中文就是休息、冰敷、加壓和擡高。
休息就是最好的治療。
院子裡的通訊兵和孤兒,人手一塊石膏石闆,早早等着琪琪格老師。他們會打蒙文旗語,卻不會寫。
賈道士心驚肉跳地滴溜溜轉,嘴裡念叨着,“你們要敬字!敬字!可不敢在石闆上寫字!”
孫一白他一眼,大聲說道,“賈道士你緊張什麼!他們寫的是蒙古拼音,不是字!”
賈道士回答:“番字自然不能算字,大家小心為上。”
孫一索性把賈道士叫過來,跟自己一起研究用蒙文字母拼寫漢語。一來省得賈道士添亂,二來這幾天孫一嘗試用蒙文字母拼寫漢語,遇到了不少問題,真的需要一位本時空的人幫助。
第一個問題就是中文特有的聲調,後世流行的四聲注音,在明朝并不适用。
孫一所熟悉的後世普通話,同明朝陝西話之間存在簡單的聲調對應關系。比如
普通話發陰平(一聲調)的,陝西話都念輕聲;
普通話發陽平(二聲調)的,陝西話仍讀陽平;
普通話發上聲(三聲調)的,陝西話發去聲;
普通話發去聲(四聲調)的,陝西話發陰平;
普通話的媽、麻、馬、罵,在陝西話裡讀成嗎、麻、罵,媽。
陝西話因為沒有上聲(三聲調),發音不需要拐彎,所以講起來格外生冷犟倔。
孫一因為發現了這個規律,很快就學會了用陝西話同明朝人無障礙交流。
孫一發現,類似的規律,也存在于山西話和明朝官話。但是陝西話、山西話和明朝官話之間的聲調又不相同。
有意思的是,孫一用陝西話、山西話或者明朝官話讀古代詩詞,有種陰陽頓挫的感覺,用普通話讀就聽上去不倫不類。
賈道士一針見皿的指出,力德爾爺的家鄉話——“普通話”,失去了詩詞中的平仄對應!
平指平直,仄指曲折。用孫一能理解的話說,平聲就是後世的一聲調和二聲調,仄聲就是其餘的聲調,除了三聲調、四聲調還有一種後世已經消失的入聲。入聲在孫一聽來,就是以短促的p(b)、t(d)、k(g,h)結尾的音。比如後世的“越南”一詞的英文“Vietnam”,第一個音“Viet”中的t音,象被吃掉了一樣。入聲在山西話中大量存在。
平聲讀起來輕緩,仄聲讀起來重疾,形成了中文特有的頓挫感,古代的詩詞歌賦甚至人名,對平仄都很注重。
比如五言絕句,一定是
平平仄仄平(韻)
(仄)仄仄平平(韻)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韻)
明朝的官話和方言,無論聲調變化,平仄都是不變的,而後世的普通話在轉音的過程中失去了平仄對應,所以讀起詩詞來很别扭。
孫一用普通話背誦了一首後世知名的《沁園春——雪》,請賈道士點評。賈道士評道:“沒有一句通順!沁園春乃雙調一百十四字,前阕四平韻,後阕五平韻,一韻到底,起手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爺且聽我這阙沁園春:”
“孤館燈青,野店雞号,旅枕夢殘。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雲山摛錦,朝露漙漙。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憑征鞍無語,往事千端。
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兇中萬卷,緻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鬥尊前。”
賈道士搖頭晃腦用陝西話背誦一遍,換成明朝官話又背一遍。
最後不忘總結:“爺你聽聽,無論是方言和官話,都有平仄的韻味!”
賈道士的明朝官話,孫一聽起來同後世的南京話很象。
後世的官話是以北京話為基礎,孫一不由地問道:“現在的北京,講的是你說的官話嗎?”
賈道士回答:“成祖建都北京,從南京遷了四十萬居民,比北京土著還多,如今的京師講的當然是官話。”
孫一信服了,怪不得後世有人說普通話是“滿清”化的語言,并不适合中文。
賈道士建議,如果注音調的話,不要拘泥于方言細節,大可隻表明平仄即可,孫一給賈道士點了一個贊!聲調問題一下子變簡單了,不注明的就是平聲,在原音上加個點就是仄聲。
第二個問題,就是蒙語的字母太少,清濁輔音不分,啊呃不分。比如蒙語中塔達特德的拼寫都是一樣的。
由于蒙語有自己獨特的發音規律,隻要熟悉蒙文就不會念錯,但是這種清濁不分推廣到漢語就一定會出錯。
還有,蒙文沒有f,v等輔音。
這就要求孫一對現有的字母予以擴展,難點是字母寫法的制定,要同現有蒙語保持一緻。比如,新創的字母T,D就必須同蒙語的相應字母類似,這樣即使不識新字母,按老蒙文的念法讀出來也不緻于錯得太離譜。
孫一充分調動了賈道士的積極性,忽悠他這是和倉颉造字同樣偉大的功績。賈道士興奮地滿臉通紅,在孫一漢語拼音、國際音标的系統指導下,賈道士信心滿滿地推出了“狼山拼音”1.0版本!
最後,就是把新制定的拼音方案放在實踐中不斷規範。
琪琪格課間休息的時候,孫一和賈道士向大家介紹了狼山拼音。
大家一下子來了興趣,用蒙文畢竟隻能拼寫蒙語,連自己的漢語名字都拼不出來。
這給了孫一立刻檢驗狼山拼音的機會。他發現,完善拼音的工作量不是一星半點。口語方言中存在着大量他根本想不到的現象。
比如後世著名的陝西話“安紅,我愛你”,在實際的發音中,安、我、愛三個字都要加後鼻音,成為“ngan-紅,nge-ngai-你”。
還有許多稀奇古怪的發音,比如陝西話的褲子,隻發一個音“fer”,聽起來和後世普通話的“粉兒”的第四聲差不多。陝西話的“襖”,前面加後鼻音,後面加兒話音,讀作“nger”。陝西話的睡覺蓋的“被子”,發音類似英語的“bill”,是以L結尾的。
同樣古怪的還有山西話。山西話經常加一個“哥”的音在單字前面,比如“地方”說成“圪瘩”,蹲下說成“圪蹴”,雖然可以硬寫成兩個字,實際口語中的感覺其實是一個字,拼寫為“gda“和“gju”更合适。更離譜的是,山西話居然還有吸氣的音。
孫一敗下陣來。
他讓賈道士和琪琪格加上一些蒙語好的通訊兵,組成一個小組以夷制夷,由這個小組裁決特殊發音的拼音。孫一把這個小組的作用說得極高大上,解決漢字自古沒有記錄發音的創舉啦,解決百姓不識字的大問題啦,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啦……
小組成員被孫一忽悠地雄心萬丈,要求力德爾爺立刻馬上把代碼訂下來。
這個倒不難。孫一在制定通訊體系時,采用的就是分層設計。孫一把新擴展的輔音字母規定成數字,分散到70,80,90三個組;又規定60開頭的元音組的最後一個數字69代表平仄,當一個元音後出現一個69就表示這個音是仄聲。
通訊兵寫蒙語有些吃力,用旗語表達這些代碼很輕松。通訊兵們開始自己試着拼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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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與情節無關,不感興趣的讀者可跳過)
北京話與普通話
普通話即“以北京語音為标準音”,但北京話是怎麼形成的?它又是如何影響到全國的?明清皇帝上朝時說北京話嗎?
其實,真正北京話的曆史并不長。
中國國土廣闊,各地均有方言,為交流、行政、管理等需要,四千年前夏代便産生了“雅言”,不同時代的“雅言”均不一樣,特别是晉代、宋代兩次衣冠南渡,變化尤多,但原則上都以中原伊洛地區方言為标準,比如金代的北京人,就以洛陽讀書音為正音。
元代北京成了首都,但官方場合所用仍是中原口音,隻是與本地方言有所結合,形成了大都話。朱元璋滅元後,各地移民大量入京,大都話漸式微,由于河北移入人口較多,故北京民間方言以河北口音為主,而官方則使用“雅言”,即河南官話。到朱棣遷都北京,江淮官話等也對北京方言産生了一定影響。
清入關後,前期和中期上朝均用滿洲話,漢臣必須學習滿語,但民間則出現了旗下話、土話、官話三者雜糅的趨勢,北京話正是這三者結合的産物,北京話音調高,即受東北話影響,此外很多方言來自東北土話。清代北京話分文讀、白讀兩種,文讀是舊的标準音,讀書人多用,但到了清後期,基本失傳,隻剩下了白讀。
清中期,清宮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話,滿語仍是國語,但不再充當官話。1728年,雍正設“正音書館”,在全國推行北京話,規定讀書人聽不懂北京話就不能參加科舉考試,甚至童生不得考秀才。雖然推廣力度甚大,但各地敷衍推诿,到嘉慶時,“正音書館”紛紛關閉。
1902年,張之洞、張百熙上疏提倡全國使用統一語言,1909年清政府資政院開會,正式提出把“官話”正名為“國語”。民國時,教育界提出以北京音為國語标準音,但未獲批準。解放後,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最終确定了北京話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