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有朋友問：“你為何傳了孔、孟，傳孫武，而不傳老、莊呢？”這是個複雜問題，難一語作答，總的說來，是由我的思想觀點決定的。

　　既為名人立傳，就要在思想上基本肯定所傳的對象，寫出其業績，贊頌其思想，讴歌其貢獻。當然，純客觀地反映、暴露和批判，亦無不可，隻是我做不來。春秋戰國，是華夏史上學術思想最活躍的時期之一，呈現着“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蓬勃局面。在諸子百家中，影響最大的要算是道家的創始人老子，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兵家的創始人孫武子，他們都發現了社會的基本和主要的矛盾，但老子逃避矛盾，孔子調和矛盾，唯有孫武子在着手解決矛盾。

　　盡管儒家思想有許多值得批判和剔除的封建糟粕，但積極入世的精神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孔、孟二人都是在滄海橫流的曆史大變動時期，努力實踐其個人比較系統的文化思想，為實現其所設計的社會藍圖而奔波，而奮鬥，“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将至”。他們将解決這一社會基本矛盾的希望寄托在某些開明君主身上，通過仁義的說教，使其實行“仁政”、“德治”的政治措施，最終實現“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理想。這雖然是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客觀上是在調和矛盾，但畢竟是積極的經世派。道家則不然，他們雖然認識到了事物的對立面可以相互轉化的規律，卻沒有認識這種轉化是有條件的，不是無條件的，把這種轉化絕對化了。至于對立面的統一，他們主張一任自然，排斥人為，于是作出了消極無為的結論。後世的“無為而治”、“清靜無為”，“避世成仙”等等，是這種結論的翻版；出家、雲遊、煉丹，是他們的行為和表現；道士、方士，則是他們的身份和職業。試想，倘人皆若此，吃什麼，穿什麼，住什麼，用什麼，人何異于禽獸，社會怎樣發展，哪裡還會有今日之文明和大千世界！……我反對這種觀點，更鄙薄這些行為，故不肯為其始祖作傳。當然，文學創作，不在寫什麼，而在如何寫，并非傳老、莊者便主張消極無為，我指的是自己不肯贊揚他們，歌頌他們。當今之許多人，包括那些身居要職的顯赫人物，乘的是汽車，住的是樓房，盡享前人艱苦創業之福，沐浴現代文明的陽光，卻在案頭寫個大大“忍”字，或于居室懸一塊“難得糊塗”的匾額。倘旨在加強修養，未嘗不可；若以此為座右銘，則大錯而特錯。人生匆匆，如駒過隙，縱然個個八十高齡，一天奮鬥十二個時辰，那也是不夠的。我們這個民族，由于曆史和社會的原因，已經大大地落伍了，聰明都來不及，還要糊塗，豈不荒唐！……這便是我之所以傳孔、孟而不傳老、莊的原因。

　　孫武比孔、孟發展了一步，他将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相結合，主張用戰争制止戰争，用戰争消滅戰争，即用戰争的手段來解決這一基本的社會矛盾，達到統一天下的目的。他跟儒家從同一前提出發，最後歸宿一緻，隻是解決矛盾的方法不同。孫武子的方法是積極的，行之有效的，曆史早已證實，如秦之統一中國。有人說，孫武的辯證法僅限于軍事學領域，範圍狹窄。這未免失之偏頗，任何一種思想，隻要它富有哲理性，無論從哪一個方面着眼，都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兵法》十三篇中的“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自保而全勝”、“避實而擊虛”、“因敵而制勝”、“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等等，雖都着眼于軍事，卻适用于各行各業。據悉經濟高度發達的某些國家，連商店招收店員的考試中都離不開《孫子兵法》的内容，更不要說商業、企業的經營、市場競争、行政管理和外交活動了。在一次學術會議上，一位國營大企業的廠長講怎樣用《孫子兵法》進行企業管理，講得十分精采，博得一陣陣喝彩。從實用和指南的角度講，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孫武子思想比孔、孟思想更具有現實意義和指導價值。因此，《孟子傳》尚未脫稿，我便開始了傳孫武子的準備工作。

　　我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世上的任何成果，都不是屬于哪一個人的。人生活在社會上猶植物生活在田園裡，離不開陽光和空氣，離不開水肥土。花兒是美麗的，果實是豐碩的，然而，真正值得贊頌的，卻是它們賴以生存的條件。龍口，這方滾燙的熱土，這裡的黨組織，這裡的各級領導，這裡的千百萬民衆，我的親友和同志，這是我紮根的土壤。中國著名文物考古學家、八十高齡的張政先生、中華孔子學會的張岱年會長和董乃強主任、中國孫子與齊文化研究會的任繼愈和駱承烈會長、原北京大學的王路賓校長、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濰原四十六軍範培賢軍長、五四九六○部隊王長根師長、山東省圖書館陳景唐館長、江蘇省吳縣地方志李嘉球主任及文管會的全星源主任、我創作三部傳記小說時提供幫助的張鳳洪會長，以及我的諸多弟子……都給了我熱情的鼓勵和極大的幫助。沒有大家的鼎力相助，便沒有我創作上的成功，沒有《孫子傳》的問世。故，并緻以崇高而誠摯的謝意！

　　曹堯德

　　1992年9月于龍口